报业中心在6月3日举行了新加坡著名学者许云樵的全集发布会，18日国家图书馆又举行了这套多达23册，共800多万字巨著的推介会。《许云樵全集》由已故郑良树教授和廖文辉博士花费17年编纂，内容极为宏富，涉及东南亚史地研究、华人华侨史、语言学、文艺杂著与外文译述等。许云樵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中，即使是身逢战乱与晚年多病，依然可以平均每年产出16万字。也正是这些海涵地负、包罗万有的著作，使勤于搜罗与著述的许云樵成为新马史地研究的泰斗。

许云樵自26岁南来新加坡，直至去世，正好横跨了新加坡战前的繁荣、日据时代的悲惨、战后星马波诡云谲的政治动荡、建国的艰辛，以及此后经济的腾飞。其中1939年，《联合早报》的前身《星洲日报》为纪念创刊10周年而出版纪念刊时，许云樵即担任编纂处的编辑。次年南洋学会成立，出任《南洋学报》主编，直至1958年卸任。

在此期间，许云樵除了组稿编辑，每期还有自己的考订文章。与此同时，南洋学会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是以还需要他来筹措经费，实为不易。但《南洋学报》自创刊起就极具学术特点，不仅所收论文水平高，研究也涉及南洋地区的史地考证、人类学、植物学、语言与文字、政治经济、工商农业、矿藏分布、人口概况、地域文化与宗教等。其网罗之富，研究范围之广，真正可称“南洋研究”之名。

此时的《南洋学报》也特具国际性，稿件来源多样，也与整个国际东南亚学界及汉学界保持异常紧密的联系。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都有重要的稿件刊登。可以说，《南洋学报》的早期研究水平之高，与许云樵的惨淡经营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许云樵也有着传统华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1955年他在《南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辑中，用整本专刊的形式，刊发了他自己编录的《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记录了共7500多名日据时期殉难同胞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殉难日期、地点、原因等。这份名单看似简单，却是他从1945年光复后就第一时间发出调查表，获得2500多个名单；再转查新加坡市民咨询局登记数百名；1946年许氏从茶阳励志社刊布的《茶阳邑侨蒙难特辑》中找到额外的640人；从槟城钟灵中学刊行的《殉难师生荣哀录》中抄出50余人；1947年又从星洲被检证家属互助会刊行的《纪念被检牺牲者五周年特刊》中抄出680多人；麻坡中华公会刊行的《麻坡华侨义烈史》中抄出470余名。此后，许云樵再从《华侨殉难义烈史》中抄出峇株、新山等地的殉难者2000余人；再加上1954年之后，他继续向父老多方调查，并且将这些人名删重考订，共费时10年才完成名单的编辑！这还只是他一生中诸多研究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此篇序中，许云樵指出战后不少本地组织虽然有心纪念，但大量纪念册中，都是多叙述而少调查，感情充沛却少事实考订。1954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因要将殉难民众造册，陈列于圣安德烈教堂，也有过一个调查，许氏发现其中记录极为简略。这也体现了专业学者对于保存新马历史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

虽为一代文宗，但去世前许云樵的生活颇为潦倒，以至于要售书筹措医药费。但这种文史研究对国家的文化建构却极具意义。通过许氏等人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发展历程，从而构建共同的国族身份和文化认同。

文史研究更可以向外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通过文化遗产、文学艺术作品的对外展示，国家方可树立自己的文化个性。也正是许云樵等人的学术研究，陈文希、刘抗、钟泗滨、陈宗瑞、张荔英等人的绘画，与其他诸多文艺创作者的作品，才继承了新加坡的文脉传承，并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度添加了斑斓的色彩。

时至今日，我猜许云樵对很多人依然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随着这套全集的出版，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终将载入史册。我们这个时代，无数生前地位显赫之人，即使身居富豪排行榜，抑或影视界超级巨星，他们的荣名如写在水上（编按：借英国诗人济慈墓志铭文，比喻瞬间消失），而许云樵却终将赢得他应有的身后之名。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文：联合早报

封面：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