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和1998年，印尼爆发了两次针对当地华人华侨的大规模屠杀，每次都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华人死亡——这也是海外华人发展历史上所遭受的最重大劫难之一。

那么，这两次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1965年的那场印尼军政府屠华事件，导火索是当时军方和苏加诺总统、印尼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共）之间的政治火拼——史称“930”政变。这次政变中，以苏哈托少将为首的军方获得胜利，苏加诺总统遭软禁，而印共这个苏加诺的政治盟友则惨遭军方强力铲除，以党领袖艾地在内的30万党员惨遭屠杀，党组织被摧毁，印共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衰亡。

而与清缴印共同步，苏哈托也搂草打兔子，对在印华人大开杀戒。

打击政敌就打击政敌，为什么华人也会遭池鱼之殃呢？有一种观点，说是苏哈托认为中国支持长期支持苏加诺和印共，所以在军政府的反攻倒算中，华人被其连带屠杀。清除中国影响的过程中，印华惨遭株连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虽然在当时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确对苏加诺和印共提供了一些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华就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首先，国际共运大背景下，中国对印尼的影响力，并不是构建在民族和血缘基础上，而是以红色意识形态为依托。当时与中国交好的，是苏加诺政府，以及印共这个主要由印尼土著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也有印尼华人加入印共和苏加诺政府，但这种加入是出于其自身的政治信仰抑或阶级属性，并不意味着印华这个族群也支持印共和苏加诺。

甚至，作为一个族群，印华还屡受苏加诺及印共的压制。苏加诺政府曾把华侨经济定性为“殖民主义残余”，出台法令打压华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和空间；50年代末印尼军方发起的排华行动中，印共也曾支持军方，甚至还指责印尼陆军的作为不够。而当时的这股风波，还招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由此可见，印华并非中国政治影响力在印尼的延伸。

其次，印华中的主流群体，跟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有比较严重的政治立场分歧乃至冲突。

一方面，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海外华人中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毕竟当时新中国开国未久，而国民党对南洋华人的经营，那是从晚清同盟会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故在当时的海外华人中，依旧有很大一部分人奉国民党残余势力为尊，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全盘公有化，国内私营经济被逐步消除。而海外，尤其是印尼华人，从事工商业，并因此赚取了大量的私人财富——这部分人他们对这种全盘公有制的做法天然排斥。这不仅增加了它们对新中国的反感，连带着对同为红色政党的印共，以及颇为左倾的苏加诺政府，也颇不感冒。

综上所述，在当时环境下，印华作为一个族群，与当时的中国政府，以及苏加诺、印共并非一路。所谓印华跟印共政变有勾连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

在上一节《地缘政治97：1965印尼屠华背后的政治搏杀》一文中，云石君有分析道，印尼是万岛之国，国家地缘结构支离破碎，加之印尼土著开化较晚，文明落后，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天然缺乏。鉴于此，印尼必须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甚至独裁这种极端做法，以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压制国内的分离主义倾向。

不过，所有的集权都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中央必须掌控优势国家资源，如此方能有效压制地方，确保国家的统一。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

而所谓的国家资源，最直接的便是军队，而除了军队，还有一个资源也不可或缺——那就是钱。中央有钱，地方才愿意听命中央；中央有钱，才能够供养军队，进而控制国家。

可是，印尼的地缘结构支离破碎，且鉴于该国经济落后，又未曾经过土改，故大量社会资源都掌握于散落各地的土著地主之手，这种格局非但严重制约了印尼的工业化转型，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进而威胁到印尼的国家稳定。

面对这种情况，苏加诺的应对之策是扶植印共，借印共之手，即能够打土豪分田地，削弱这帮传统地主的势力，剥夺其之资源；还可以从苏中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那里拿援助——这个可都是直接给苏加诺政府的。

可问题是，苏哈托软禁了苏加诺，铲除了印共，如此一来，土改化为泡影，苏中援助断绝。这种局面下，苏哈托这位新掌权人，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他用啥来维持自己的集权甚至独裁统治？

当然，苏哈托有军队，可军队也得拿钱养。若指挥军队去剥夺土著地主们的利益，这不仅是挑起全国内战，更相当于自掘坟墓——军队里的许多军官就是地主阶级出身，并且地主阶级也是力挺苏哈托上位的主要势力之一。

既然动不了地主们，那苏哈托就只能另寻财路——而苏哈托选定的对象，正是华人。

华人在印度是少数族裔，而且独立民族特征明显，未融入印尼主流社会——这意味着华人在政治上地位低下；同时，华人大多以工商维生，拥有大量财富。

有钱无势，这绝对是最好的棒槌材料！

这就是苏哈托要屠杀华人的缘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通过屠华，可以聚敛大量财富——即能够苏哈托自己从中捞一大笔；也能够让军政府在短期内聚敛大量资源。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用来供养军队，还能用来收买底层民众，挽回因打击印共而丧失的民心。

另一方面，屠华还可以增强新成立的苏哈托军政府之政治合法性。印尼贫富差距非常之大，土著底层民众对富裕的华人工商业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仇富情绪，而这种阶级对立，又因着印华在族群和宗教上与印尼主流的格格不入，而沾染上强烈的种族对立色彩。苏哈托屠华，不但可以发财捞钱，还可以”迎合民意”，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除此之外，借屠华煽动印尼的民族主义，如此，社会上一直存在着的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

就这样，20万印华在1965年，沦为苏哈托的刀下之鬼，而这些印华苦心经营的财富，自然而然的也就进了军政府的国土，以及苏哈托们的私人腰包。

但奇怪的是，随着65屠华告一段落，印华与苏哈托军政府之间，居然发生了一个神转折——二者竟然又重新和好了！

这还真是活久见了！刚刚还你死我活，咋一转眼就把酒言欢了呢？

这其实是二者共同利益决定的。

对苏哈托来说，屠华虽然让他赚够了钱和政治资本，可这一顿乱刀砍完后，他仍然得面临一堆问题：印尼这个国家该如何发展？自己的独裁统治又该怎么长期维系？

首先，军政府的维持离不开钱。尽管通过屠华，军政府捞了一笔，可这终究只是一锤子买卖，早晚是坐吃山空。所以工商业还得继续发展，印尼的工业化也不能停。

当然，苏哈托们也可放任社会自行发展，军政府只管收税就完了。可这样的话，首先自个儿趁机谋利的空间免不了要大幅萎缩；此外，这种转型过程中，土著地主，们肯定会凭借自个儿的先天优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迅速崛起坐大，发展壮大。这些土著地主本就独立性极强，要是再让他们这么壮大下去，早晚会尾大不掉，发展成游离于中央权力控制之外的本土门阀——这当然会对中央政府，以及苏哈托的独裁统治构成威胁。

鉴于此，印华便成为军政府的最佳选择：印华久经商场，对现代经济接受度高；同时，印华作为边缘少数族群，政治地位低下，并深受土著歧视，这意味着他们很难形成独立的强势势力，即便就是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高度依仗苏哈托军政府的庇护。如若军政府撒手不管，印尼土著随时都有可能将他们撕个粉碎！

鉴于印华必须仰赖军政府庇护过活，故苏哈托们既可以通过他们大发横财，又增加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程度，达到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增进中央政府权威的效果，又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印尼那些原先的土著地主，因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到来自印华的强势竞争，经济上的生存空间大幅压缩，实力相对弱化，最终日趋没落，作为一个阶层被自然消解。

这正是苏哈托的“妙计”。印华的边缘少数族群身份以及被印尼土著排斥的现实，使得他们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下，必须依附于一个强势靠山方能生存。故而，虽然苏哈托的屠华行为可恶至极，但当他收起屠刀，抛出橄榄枝后，印华基于生存发展需要，也只能既往不咎，卖身沦为军政府的附庸。

这就形成了印华现代史上非常畸形的“主公制度”——苏哈托把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剥夺的一干二净，同时又在经济上对它们松绑，具体而言，即华人企业家负责赚钱和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印尼裔的军政官员们提供经营许可证和政治保护。

在苏哈托为首的这些印尼“主公”庇护下，印华在经济上重新崛起，趁着印尼现代化的东风，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当然，这种机制，内中也蕴含着很高的风险。印华的身家性命高度依赖于苏哈托的庇护。这种上层路线的搞法，更加剧了普通土著民众对印华的反感。这样过了几十年，大难再次临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而经济的恶化，又导致了政治与社会危机。随着民众怒火的点燃，苏哈托只能被迫下台，执政的专业集团党也分崩离析。

苏哈托倒了后，印华这个有钱无势力，被印尼民众所敌视的族群，自然就倒了大霉，沦为土著民众的发泄目标。

当然，苏哈托军政府垮了，但印尼军方还在——他们这些年也没少从印华那里拿好处。不过，这次民怨太过沸腾，军方也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下，军方非但不敢再庇护印华，反而故意将其抛出替罪羊。如此一来，印华生机断绝，再次沦为种族屠杀的目标。

这便是98印尼屠华的缘由。

从1965到1998，印华两次惨遭种族屠杀，而这种反文明、反人类之举，也成为印尼国家发展史上一个严重的道德污点。也正因为如此，印尼从官方到民间，长期对此颇为忌讳。

不过近年来，这个禁忌突然撕开了一道口子。去年，印尼官方同意在本土举办一场关于1965屠华事件的学术研讨会——这算得上是头一回了。那么，是何原因导致印尼官方态度发生微妙转变，开始逐渐正式这段历史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在下一节中继续为您分析。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01节。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读者，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收看云石地缘政治系列全部全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