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而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由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驱，他们的风格却迥异，这也成为日后纪录片流派纷争的源头。
50年代的纪录电影运动：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纪录电影创作潮流实际上由两大纪录电影运动组成，他们分别是法国导演让·卢什（《夏日纪事》，1961年）为代表的“真实电影”运动以及由美国梅索斯兄弟（《推销员》，1969年）代表的“直接电影”运动。真实电影为参与式电影，允许导演介入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煽动其中一些剧情的发展。直接电影为观察式电影，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
记和纪是有分工的，两者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有一定的规律性。相同的特性是记和纪都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
“纪录”一般只做名词用，指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以内记载下来的最高成绩，如打破纪录，创造新纪录等。“纪录”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某方面的最好成绩。另一个意思是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记载。
“记录”在做动词时，指把听到的话或发生的事儿写下来，例如记录在案。记录在做名词时，指当场记下来的材料，如做会议记录，也指做记录的人，如推举他当记录。
记录片一般是指一些写实的影片，年代比较近的，纪录片与记录片在通常下意思是一样的，没必要区分得太开。
纪录片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像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北方的纳努克》海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快乐”和“游戏”成为影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在这种宏观语境下，纪录片也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注意力经济、娱乐经济的升温使得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有些题材本身很有特性，或适合画面表现，或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又或者人物个性张扬，有自我表现欲。例如：《阮奶奶征婚》，表现82岁老人征婚的故事。
2019年，纪录片进入“网生”探索更大表意空间 [1]。网生纪录片丰富了原有广电体系下纪录片的类型化探索路径。在题材选择上对接了互联网受众，更接近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格调。题材选择、与观众的互动上可能性更大，更能满足观众需求，容易引发共鸣 [1]。
在面向海外受众时，除具备市场意识外还要注意各国的文化差异，用易于被对方观众接受的方法进行拍摄。 [2]
依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可以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
诗意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为伊文思（JorisIvens）的《雨》（Rain）。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强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
阐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
阐述型纪录片也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或许依然存疑）之前的纪录片多属此类。这种纪录片宣传意图明确，创造者倚重解说词的力量说服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形式上的典型特征是“上帝之声”（voice-of-God）、证据剪辑、全知视点等。
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近年来中国出现很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等。这种纪录片长于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对于历史题材却难以处理。由于放弃了解说、字幕，影像的表达很容易流于冗长而沉闷。
参与型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
参与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品是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Summer）。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掩盖导演的在场，相反，刻意强调导演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创作迈入新阶段的作品《望长城》即有此特点。
反射型纪录片（Reflexive Documentary）
反射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是《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纪录片呈现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反思。和其他类型纪录片一样，反射型纪录片重视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导演在片中同时表达对纪录片创作本身的反思。这种影片往往显得更为抽象，难以理解。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还是陌生的。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 Documentary）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把真实的事件进行主观的放大，背离现实主义的风格。强调创作者主观的表述。代表作如马龙里格斯（Marlon Roggs）的《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往往与先锋电影（avant-garde）很接近。
纪录电影的分类，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依照题材与表现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运用真实形象进行论证的纪录片。它充分发挥电影的技术优势和艺术优势，运用可视材料进行论证,显示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相辅相成的特点。运用的素材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历史的，不受时间的限制；以《中印边界问题真相》为例，其素材来源可以是中方的、印方的、英方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因此，也不受事件本身序列的限制。除了材料的真实性、论证的严密性、观点的鲜明性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外，政论纪录片尤其注重形象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指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像片，它的性质与新闻片相同。但报道的范围不限于一时一事，结构也比较完整。如报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的纪念》、报道女排比赛的《拼搏》等。
指再现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纪录像片。它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须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违反历史的真实，不能用演员扮演。可以运用历史影片数据、历史照片、文物、遗迹或美术作品进行拍摄。影片应具有文献价值。如《辛亥风云》、《两种命运的决战》、《淮海千秋》等。
指纪录人物生平或某一时期经历的纪录像片。它与一般时事报导片或历史纪录片的区别在于以特定的人物为中心，不允许用演员扮演，也不可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如《诗人杜甫》、《伟大的孙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泽东》、《叶剑英》等。仅表现某一人物的某一侧面的人物肖像片、人物速写片等也属于此类。
指记录人们现实生活的各种情况及状态的记录像片。这是有别于其它纪录片的，因为内容完全是不需要演员参加演出的，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真人与真事。
指纪录舞台演出实况的纪录像片。对舞台演出的歌舞、戏剧、曲艺等进行现场拍摄，可以根据需要对演出节目进行剪裁、删节，但对演出内容不能改编、增添，以区别于根据舞台节目改编的舞台艺术片。如《民间歌舞》、《友谊舞台》等。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上面这句引言，体现出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观众对一部纪录片的期待是它写实，但实际上仅仅镜头和拍摄人的在场这个事实，就可以影响被记录的情况。严谨的纪录片同时也记录下拍摄过程对被记录的情况的影响，来让观众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印象。被记录的情况的代表性也影响到一部纪录片是否写实。比如许多描写动物的纪录片在裁剪时往往更加愿意选择带有戏剧性的镜头，而这些镜头并不一定是这些动物典型的生活习惯。纪录片的拍摄者的个人观点和他的评论也可能影响一部纪录片的写实性。比如许多描写动物的纪录片中评论者喜欢用拟人的语句来描写一个动物的行为，而实际上动物的行为与拟人的描写可能毫不相关。
正因为观众往往认为纪录片中表达的是事实，因此纪录片可以由于不谨慎或者蓄意造成非常大的误解，纪录片也因此往往被用作政治宣传工具。一个反面的例子是1958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迪士尼动物纪录片《白色旷野》，在这部片子中观众看到旅鼠落下悬崖的景象，因此导致许多观影人以为旅鼠会集体自杀。实际上这个镜头是在工作室内一个布置为冰天雪地的桌子上拍的，而电影里的旅鼠也不是落入海中，而是落到桌子下。而真正的旅鼠虽然偶尔会集体迁徙，但实际上并不进行集体自杀。
《带摄影机的人1~3》
《神经病人》
《普通法西斯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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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纪录片
著名电视纪录片
《鸟与梦飞行》获得200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守护敦煌》
《大明宫》
《哈勃望远镜20年》
《第三极》是中国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型涉藏电视纪录片。中国首部4K超高清大型纪录片。以上三部是同一时代背景（2015年）下央视推出的记录大作。2015年3月1日，纪录片《河西走廊》首播，2015年3月23日《神秘的西夏》首播，2015年3月25日《第三极》首播。
有关中国纪录片的信息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
新纪录电影是1990年代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纪录片”（不包括通过国家电视台体制内运作，以栏目的形式存在，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视角的电视纪录片），是建立在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新运动。
新纪录电影运动产生于1980年代末期，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兴起或者说它的萌发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曾在昆明电视台工作过的吴文光凭着朦胧的感觉拿起了摄影机，对准他周围的“盲流艺术家”，便有了《流浪北京》的诞生。尤其片子的拍摄横跨了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而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吴文光的行为也暗示了这种独立制作人存在的可能。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这些新纪录片人的出现，似乎标志着一个“业余影像时代”的到来。和1990年代早期的“新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他们用来创作的器材，除了雎安奇使用了16毫米摄影机和总共20分钟的过期黑白胶片，显得稍微“职业化”一点，其他人则是靠数码DV甚至超8家用摄像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而且他们关注的对象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像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暂且不管这样做带来的某些伦理问题），“新纪录片运动”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仿佛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全民健身运动似的“业余影像时代”的狂欢。
2019年，纪录片进入“网生”探索更大表意空间 [1]。
在声画兼容的纪录片视听空间里，画面的主体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声音语言，特别是解说词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它对纪录片画面中上下的穿缀、历史的阐释、背景的交代、情节的叙述、主题的升华、情感的抒发、意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形象生动，画龙点睛
形象生动的解说词简洁凝练、优美流畅，能给观众带来无穷的韵味和美的享受。
二、幽默诙谐，情趣盎然
富有幽默感的纪录片解说词不仅能表达创作者的情致和感悟，传递画面语言难以表述清楚的信息与感情，还能让观众在另一种“审美空间”中获得“审美期待”的满足。
三、抒情写意，落笔生辉
纪录片的解说词在风格上接近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和诗情的注入，我国传统艺术创作十分注重写意，讲究意境。电视纪录片解说词有了“意”的加入，会很有韵味。
四、饱含哲理，意味深长
纪录片通过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对生活深刻的感悟、对社会深度的洞察、对人生理性的思考，揭示出一种超乎现实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